文 / 彩鳳，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籌委，刊於學會報2010年9月，31期

「本土化」，全句是”think global, act local ＂（思考全球性，抗爭本土化），這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思想。本土化其中一個意思是以地域性區分，讓抗爭更持續和可行，同時尊重不同地域文化差異及其多元的能動性；另一意涵是我們思考整個社會出現的問題時，需找一個落地的小點去做起，從不同信念或身分的小群體做起，結集成全，才有更多可能性去抵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無處不在的魔爪。

英語radical流行地被翻譯做「激進」，「激進」的主流辯論和行動是重要，但radical 同時是「基進」的意思──即由最基本、最基層之處著手思考和行動，例如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行動考量每每由基層人民做起。

全球化下的公民，是由下而上「主動」地在公共領域中建構身分，這身分不是由任何權力賦予，所有透過社會及文化實踐，而感到自己獲得社區成員資格的個人都是「公民」。

我相信社運電影的力量和責任正是要促生本土化基進公民運動，下面以《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兩條紀錄片作一點闡釋和分享。

《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是艾曉明老師更清晰將公民概念融入影片的「作品」。除了《公民調查》明確紀錄了譚作人就著四川豆腐渣工程問題，引伸出來對公民社會的倡議和行動之外，《我們的娃娃》已經開始採納很多公民拍攝的片段而成，而且她他們拍攝的片段，處處都在呈現家長和支援者越過不義的政權，公民自發而多樣的行動力。如果公民的概念是主動從政府和權勢取回公共參與的權力，公民社會的概念是所有人以不同能力一起建構空間，拍攝便不是一個人專有，而是抗爭者的結集，如艾曉明說：「她他們自己拍的是我拍不到的，也比我拍的重要得多！」兩片的力度除了是紀錄了重要歷史，片子的傳播，更是直接針對內地極權政府的其中一個問題：剝削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片子的傳播串連著很多相關的參與者，推進這歷史的改寫，亦是用作司法不公下〈或坦白地說是淪為國家管壓人民的工具〉的公民佐證。艾曉明在文章及交談間都非常強調：「每次拍片都一定是有當事人或當地人參與。」兩片的力量在內地正是「促生本土化基進公民運動」的例子！

基於可惡的殖民歷史，香港跟內地不是地域上有分隔，而是殖民政治令香港在文化及政治體制上有過多的優勢。因為這個不公義的歷史因素，片子來到香港，觀眾對「促生本地化基進公民運動」有更重大的責任。

人們經常多少抱著同情的心態去思考回應及參與內地運動，幾年前我亦如是。今時今日，我覺得不應同情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其實我們也在極權之下，若細心觀察，兩地的管治手段，其實已接軌多年；二是近年我多看了紀錄片、交往、觀察和深思，因此我發現，從極權政制操控著人民生活的每一環，到全球化下政權和商家互利互惠，壟斷利益，剝削人民的角度而言，內地是很可惡，但我們應該是憤怒，而不是同情！再從公民抗爭角度去看，雖不應神化或過於褒揚某些人或運動，但在內地客觀環境那麼糟糕的情況下所顯示的公民觀念及行動，一點不比香港弱啊！香港的抗爭者應該向他們學習學習！說支援，到底誰在支援誰？同樣是從兩個角度去理解，從行動者而言，內地不少抗爭者也是支援著香港的抗爭精神；從政制環境而言，香港的確有責任從相對優勢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推進本土化更基進的公民運動以支援內地的公民運動〈這個態度的反省，適用於我們平日參與不同的公義抗爭時，如何看待不同的被邊緣群體〉！

「痛苦的公開，是為了透過分享感受和經驗，令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消除， 而不是為了純粹的展示；痛苦的觀看，是為了透過身同感受對別人所受之不義和壓迫，而對自己和他人的關聯進行反省，讓改變的勇氣和行動得到鼓勵，而不是為了看熱鬧和增加個人閱歷。」這是來自2009年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的序言，亦引動了香港不同群體一連串自發放映《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社運電影的力量在於她不是一個終點，我們也沒可能或不應要求一部電影便將故事說得完整；她其實是行動的起點，觀眾必須回到身邊不同的資源去思考，深化了解和選擇參與的位置，將故事續寫下去。

參考網頁：
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