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2012年11月《學會報》，作者為本會事工幹事鄧穎暉，文章題圖攝影者為大曹

本學年由公民教育聯席（是次合作單位包括施達基金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國際特赦組織 (香港) 及本會）與景嶺書合辦的邊緣社群與通識教育工作坊及營會已於七月完滿結束。我們分別從小販、基層家庭、少數族裔、性工作者及尋求政治庇護者等社群來與同學反思社會排斥的問題。

同學除了從知識與資料上認識有關社群外，不可少的就是與這些社群對話，因為對話是與不同社群相遇及意識覺醒的重要過程。同學或許未能知悉有關議題的所有數字，或許對影響這些社群的法例只是略知一二；然而，對話能將既存的 (existing) 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重新加上「問號」，並進行反思與批判，讓同學不再活於沉默中而達致意識覺醒，這是巴西教育工作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倡議的解放教育 (liberating education) 裡重要的一環。

在小販的議題上，同學除了到排檔及午夜墟市實地感受小販的生活外，亦與小販進行對話，除了知道既存的有獲發牌小販與無牌小販外，還需問「為何不發牌？」、「發牌有什麼準則？」、「為何要無牌經營？與週遭的處境有什麼關係？」，甚至問「為何要有發牌制度？」、「這種制度為誰建立？對誰有利？」這便是由沉默到發問，以致反思與批判的過程。這點反思不可小覷，弗雷勒說：「你必須深信當民眾反思宰制關係時，他們便踏上了改變自己與世界關係的第一步。」故此，教育是社會改革的基礎與發源。

我們關心社會公義，盼望社會能走向尊重人權，社群間平等與共融地生活；我們參與社會倡議的工作，成為社會改造過程的一份子；所以，我們更不得不參與教育的工作。沒有教育，社會改革便失去了民眾的參與，變得只有少數「激進分子」在喧嘩，難有進寸；沒有教育，社會改革亦有可能失去了它的內涵，變得只看見改革中的目標，卻看不見當中的「人」，甚至為了不同目標、理念與自利，互相攻伐，忘記了社會改革的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