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慧貞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以下嘗試就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教新」）於2009年進行的《2009香港教會普查》及《2009香港教會女教牧問卷調查》，結合本人在2002年與中文大學管理學系教授敖恒宇合作進行的《香港教會男女教牧同工事奉實況研究》，作一個整體的反省，就差不多10年以來教會內女教牧同工的事奉情況提出幾點的觀察。

首先，三份教會調查其實可以從數據上做比較的不多。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調查的對象各有不同：男女同工調查 (2002) 的是男女同工、女教牧調查 (2009)的只有女教牧同工，而教會普查(2009)的訪查對象則以堂會作為單位。

就兩份關注女教牧同工的調查來說，造成比較上的困難是各自議題的相異：(2002) 的調查議題清楚界定為教會中的性別分工、性別不平等、性別歧視觀感、以及男女各自的工作滿足感。(2009)則是廣泛地就女教牧同工就職年期、升牧/離職意願、工作困擾及情緒、調遷意願、家庭關係、對單身/婚姻、自我形象及滿足感等問題收集意見。

再者， (2002)可以就男女教牧在相同問卷中的回應作比較，並從而進行性別分類數據 (sex-segregated statistics)分析；(2009)則只能單方面呈現女教牧的觀感，而無法評估同樣的問題在男教牧身上出現時會否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就(2009)女教牧調查可見的結果，很難分辨問題是教會作為一個職場所引發的，還是性別使然。同樣，基於調查的對象只限於女教牧同工，其呈現的結果亦很難說明是教會獨有的，還是所有在職女性都必然面對的？

在(2002)的調查中，本人與敖恒宇指出：已婚的男同工比已婚的女同工更容易被按立、女性比男性同工需要更長的時間獲得按立（男7.45年；女9.09年）、比男性有更少的晋昇機會、更多被編配擔當婦女、兒童及探訪事工、以及更少負責聖禮、領導和教導的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較高職位的女同工與她們的工作滿足感成正比，而感受到性別分工不公平和性別歧視的女同工的離職傾向則較高。很可惜，這些現象在(2009)的女教牧調查中都沒有提及。

事實上，雖然數據的基準不一樣，兩份關注女教牧同工的調查都顯示教會內的性別分工仍然相當鞏固。雖然女教牧擔任牧職及堂主任的已大有增長，然而為數不少的女同工仍然是擔當福音幹事、傳道及宣教師的職責。從年資及年齡兩項中可見，年輕而願意投入事奉工作的女性持續地少（例如30以下 / 30及以下：6% (2002)；3.9% (2009)）。雖然女神學生比例佔52.7%，但工作環境、待遇及晋升機會等因素相信都足以令有志投入教會工作的年輕女性卻步。

兩份2009年的教會普查和女教牧調查只反映了教會仍然未有正視教會內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反而在問卷的分析及數據的闡釋上，處處迴避、沒有正視女教牧同工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教新」為教會普查訂明宗旨在於為教會提供事工發展及人力資源的數據基礎，探討教會面對的處境性課題。既然如此，有關的性別分類數據既然收集了，為甚麼沒有進行再深入的分析？女教牧調查既然旨在了解她們的事奉實況，讓她們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其角色與領導工作，為甚麼問題及分析皆不從她們所面對的問題著眼，而是回歸於信仰導向的認信和順服作結？量化調查的最大缺點是無視真實的人的生活和感受，教會若要真正了解女教牧的事奉需要，就有需要提供一個尊重兩性平等的平台，讓大家分享數據未說完的話。

編按：本文原版發表於2010年11月22日之「女voice — 女教牧的事奉與牧養」座談會，該座談會由基督教協進會之性別公義促進小組舉辦，會上講者們就《2009香港教會女教牧問卷調查》的調查結果作出回應，並引發台上台下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