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與靈性之間:在受苦上主懷抱中的反思 林子健

黑暗與靈性之間:在受苦上主懷抱中的反思

 

引言:活世界被異化的「靈性」

德國政治學者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在其著作《交往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表明現代資本主義把我們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大家不自覺地寄生於這個系統當中,而且被異化和失去自主性。對哈貝馬斯來說,這是一種「社會病理」。他把系統分為金錢和權力兩個子系統,以此認知系統中的結構和已確立的工具行為類别;觀察人類在追求何種外在目標。在公共領域場景下,教會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以一般教會在信仰以至對「靈性」的理解,似乎不難發現教會亦不能倖免於其中。本文會圍繞教會對靈性的理解來反省靈性在個人與公共上有何異化;由此思考靈性的意義。

據筆者過去上教會的經驗,發現當討論信徒的靈性是否達標,教會牧者與導師通常會問:「你覺得最近跟上帝的關係好不好?有沒有祈禱和讀聖經?」當遇上各種痛苦困難時便會問:「你的祈禱與讀經有沒有來自上帝的啟示和感動?上帝有何帶領?內心有沒有平安?」又或者說:「那些苦難是上帝給你的試煉和考驗,要常常保持信心及懷著常存感恩的心。」以上幾條簡單問題和答案彷彿給信徒的靈性作出簡便式的定義與指引,這種對靈性來之容易的定義與指引實在不知從何查究其起源。可是,這些定義與指引的終極背後,有把神性掩蓋人性之嫌;甚至以上帝之名站在信仰的道德高地來回應受苦者,並且總結出一種絕對式靈性的定義與指引。簡單說,這種絕對式靈性的定義與指引會引起兩個問題,第一、把受苦與靈性個人化,既欠缺同理心的關懷,亦埋沒自身和他者對受苦者在愛中的靈性。第二、神性化下的靈性的定義與指引容易否定了受苦者的感受,將「何不食肉糜」的上帝觀狹隘地放在信仰層面。當靈性置於道德高地便失去開放性,信仰無法建構在日常生活中,同時把教會在靈性與公共之間切割開來。另外,教會把靈性跟勝利、成功、卓越、即時的命運逆轉關聯起來,以此衡量靈性(或稱「屬靈」)是否足夠。當然這一把「屬靈」之尺,其量度準則是認為充滿靈性的信徒或教會結果是必然會帶來成功———以此印證上帝的祝福。如果上述的經驗和觀察正確,那麼教會對靈性的信仰理解,符合了哈貝馬斯所指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大家不自覺地寄生於這個系統當中被異化和失去自主性。基本上,資本主義以「成就」為生活態度的方向,如此之下,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教會在靈性上的信仰理解。而有關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歷史關係,韋伯 (Max Weber) 在他的巨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內已經詳述和交代了相關研究。

人與人互動下的靈性意義

本文並非否定個人靈性的修為,乃希望指出靈性的意義不是單方面。靈性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描述,也表示出靈性在社會中帶有明顯意義。如《主禱文》的第一句:「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便說明生活共同體,救恩也非止於個人的救恩。而「願上主的國降臨」,乃表達出世界是在不公義的黑暗裡,因此我們祈求「願上主國的降臨」來改造社會。這是一個對終末盼望的靈性操練和契約,同時顛覆人類在線性時間習慣上的生活態度。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便說:「將來已進入現在」,這是上主的應許,也是人類的盼望。故此,信徒憑著上主的應許和帶來的盼望,靈性才能實踐在地上。天主教神學家默茨 (Johann Baptist Metz)亦以「危險之記憶」來描述耶穌因向權力講論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價,這表明上主是要跟他者同行在一起;十字架是提醒我們耶穌的受難是要人承擔責任,向不公義進行實踐的回應。當我們相信耶穌是上主的形象,那麼這絕非柏拉圖式全能和滿有勝利的上帝觀。反之亦然,彰顯在世人眼中的主耶穌卻是個為義受逼迫的受苦者。基督宗教的上主正是在闡明和詮釋受苦、弱勢、卑微的聖子耶穌基督,祂放棄父神獨生子的特權,以愚拙優於世間上的智慧。因此,我們所看見耶穌的一生,是活在黑暗社會處境中經歷靈性的旅程,與此同時,祂從靈性開始轉化為改造社會的實踐。

在非信徒和外界挑戰的靈性

正如本文上述所言,個人靈性的修為與社會靈性的實踐是沒有矛盾的,兩者都可以雙軌進行。天主教靈修大師梅頓 (Thomas Merton) 認為默觀 (默觀是其中一種靈性操練) 既是獨處、安靜、禱告,可是不會罔顧別人的痛苦和需要。梅頓指出,有時候人在黑夜中讓自己不能自制地害怕、不耐煩和焦慮,繼而迴避黑暗,盡自己所能來麻醉自己;並且以為這就是在上主的懷抱當中。故此,梅頓提出我們要讓上主清除我們虛假的自我,塑造一種真正應該成為人的責任;而非把靈性癱瘓在純粹的止痛劑內。

「靈性」本身是冒險之旅,尤其我們要承認世界是存在被不公義所掌權的現實,信徒一直在黑暗中尋索靈性的真諦。因此,教會不能獨善其身,也不可自義視自己為世人的中心。田立克(Paul Tillich)以「逆轉式先知主義」(reverse prophetism) 提醒教會和信徒:基督宗教徒需要接受來自外界的先知挑戰,以至改變自身的信念和實踐,以此來活出和擁抱耶穌基督一致的生命與智慧。雖然田立克的「逆轉式先知主義」不是用來理解或解釋靈性,可是教會在接受世俗社會和非信徒批判的時候,也是一種接受批評和反省的靈性操練。簡言之,教會和信徒可透過外界的挑戰,藉此對黑暗的世代作出靈性的覺醒、生活之轉化和社會改造的實踐。

總結:受苦的耶穌在黑暗與靈性之間

本文題目為〈黑暗與靈性之間:在受苦上主懷抱中的反思〉,那麼在受苦上主懷抱中的反思裡,本文發現黑暗與靈性之間就是「人性」的美善與關懷。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學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 認為「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中的第二陳述,表示「任何一種行動都應該把人性視為目標,卻非只屬工具」。所以,沒有人性的靈性只是在教條式規範化下的工具表象。若然把靈性成為人類黑暗中的終極解釋和解決方法,以為用「屬靈」等宗教語言便能克服痛苦和哀傷,那麼靈性會淪為虛有其表。同時,對受苦者而言,一些不恰當的靈性式宗教語言可能是帶來多一重無情的宗教暴力。

不管是否基督宗教徒,當人生在面對生命困厄時所發出的哀傷、埋怨、憤怒等都是一種人性之表現;其本身沒有對錯和羞恥,也不應因為大家已是受洗的基督宗教徒而失去這種情緒的感知。以主耶穌為例,在馬可福音十四章34至36節,耶穌向門徒表達祂的哀傷,祂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更求父神拿開苦杯;在十五章34節耶穌在十字架上發出埋怨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離棄我?」這些說話都充分展現主耶穌人性懦弱和恐懼的一面,讓世人看見一位錐心泣血的耶穌,卻非流血不流淚的男子漢大丈夫。除此之外,耶穌在背著十字架的苦路上,那些為耶穌哀哭、同情、憐憫的人們,陪伴耶穌同行至死亡一刻,那時候正是「人性」與「靈性」相互結合迸發出光輝,及至耶穌的復活則帶來新世界的盼望。對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而言,「基督教建立在基督復活之上,基督教倫理在歷史中提前地先說了上主普遍的來臨。」莫特曼也指出害怕、恐懼、擔憂是一種對危險的必要預警系統,不過他又指出恐懼也帶來啟發,喚醒了我們當下的責任,而盼望則喚醒我們對可能性的意識。在開放性的態度下,「將來已進入現在」是把現在和將來產生互動及關聯起來。故此,人性本應是靈性的一部分,靈性為人性帶來對現在以及對將來的盼望,為受苦者和被迫害者等締造契機,帶來改變現狀之可能性;並且把黑暗置於公共的處境上,使靈性能夠在黑暗中成為人與人之間互動實踐的樞紐,展現人性應有的同理心,好使教會與世俗社會,信徒與非信徒彼此之間可以一起同行、同喜樂、同哀哭,而信徒也能肩負起願上主國臨在的靈性責任。

後語

感謝香港基督徒學會邀稿,不嫌小弟文章鄙陋。這一期《思》的主題是「靈性的黑夜」。本來這個題目正適切筆者被一宗冤案官司纏身的處境(有關本人被疑似內地執法人員擄打後,香港警方把本人由原告變被告;被控「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 ics/%E8%A2%AB%E6%94%B9%E6%8E%A7%E8%99%9B%E5%A0%B1%E6%9C%89%E4%BA%BA%E7%8A%AF%E7%BD%AA%E6%9E%97%E5%AD%90%E5%81%A5%E9%87%8D%E7%94%B3%E7%84%A1%E8%BE%9C/),不過,這種適切性正迫使我思前想後,不斷反覆思量和掙扎如何完成拙文。其痛苦之處在於把傷感之事嘗試重新有條理地道出「靈性的黑夜」。本拙文的千頭萬緒在於理性與感性之間怎樣取捨?什麼是「靈性」?此時此刻還未完全沉澱之際,又如何談到「靈性」呢?所以,文章初稿確是不知所云,對相關主題更感晦澀難懂,有心無力之壓力難以說明。直至完成最後一稿,筆者依然有感不大滿意,這實在對香港基督徒學會和讀者的虧欠。雖然,此文並非甚麼神學佳作,但小弟以至真至誠的態度完成之,並奢侈地期望諸位能夠代入筆者現在錐心蝕骨之心境中閱讀。

冤案纏身,除了繼續呼喊「我是無辜受害者」外,還認識到誰人才是真正朋友。在此特別感謝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師生和一些朋友對我的信任與支持。全賴他們雪中送炭,讓我學懂「靈性」不單是個人培養,還是在群體/團契中相互關懷而來,使在黑暗的處境中的姊妹弟兄不會感到孤單。由此可見,上主造人是要我們彼此守望,成為他者的守護天使,以此見證「靈性」的足印。

回看由原告變被告過程中,有些常常稱兄道弟或伴我成長二十多年的民主戰友,因事態逆轉而變得若即若離。他們從事件開始的正氣凜然到政治割蓆都是三四天左右的時間,這些都反映人性對現實所產生的自我保護機制。在此不評論他們所做的政治決定了,然而我深深體會到何謂虛景殘情,追思逝去的回憶,也只不過是空餘殘恨。

 

林子健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博士研究生 (政治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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