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教育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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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鄧穎暉,基督徒學會事工幹事,刊於學會報2011年6月,35期

每年的4月底至6月初是學校及地方教會(一般而言,學校較堂會為多)邀請「天安門母親運動」(本會為成員團體)和本會主領「六四工作坊」的熱門日子,2011年也沒有例外。要說的事我們仍然說下去,要講的話我們仍然講下去,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六四與中學生或青年的距離一天一天在增加。或許我們會說他們若不是在八九民運後出生的一代,便是當時年紀小,什麼也不懂,沒有第一身的經歷,所以便多了。甚至我們會把「距離」歸究於這一代人只迷戀個人玩意,凡事只顧自己的感受,不願意認真學習……實在有太多可以搪塞的可能性了。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向他們進行的「六四教育」是怎麼的一回事?

歷史的敘述是少不了的,八九民運的背景、發展的經過、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血腥場面,這些我們都不能放過,因為,這是讓我們悲傷過、憤怒過的重要事件。可惜,當它在班房被言說的時候,有很多班房的「學習常規」逃脫不了,例如學生大致不能選擇來不來(當然是否有選擇一定好仍可討論),言說八九民運的什麼內容由我們這些領會者決定:播什麼影片、說什麼話、給他們看什麼照片、簡報……等;就是問問題與討論的時間,很多時也要「欽點」才有學生參與,使「我們的程序」能繼續下去。或許這就是日常班房的學習所出現的情景:學生多、課程多、時間又緊迫、學生亦無需準備太多資料來上課,結果單向式的教導成了惟一的出路。如果我們能有多點時間(不是一節而是數周),如果我們能創造多點空間去思考、發問,甚至提出我們不認同的意見,如果我們能把學習的主動權留給學生,如果……。誠然,我們明白在現時教育制度下這些「如果」很不現實,但是這些「如果」得不到實現,我們很難期望拉近「六四」或其他事件與學生的距離。

另一拉近距離的要素在於這事件「與我(們)何干」?當我們述說八九民運的學生在爭取民主自由,並表達我們的支持的同時,這些價值能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展現呢?我們有沒有推動校政的民主化?學校是否一個讓學生感到自由及權利被尊重的地方?我們在地方教會及社會裡有沒有參與推動民主、自由、人權的運動呢?如果八九民運的價值不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教育便變得無力,學生或青年也看不到有被我們說服的理由。

這裡不是要向舉辦「六四工作坊」的「有心人」潑冷水,事實上你們對於教育學生及青年認識歷史的承擔是不可多得的。正是因為我們同是「有心人」,我們的要求不止於此,我們不只希望青年聽聽我們的敘述及抒發情懷,我們更希望拉近「六四」與他們的距離,故此,學習的空間與主動性,日常生活價值的展現才少不得。這或許是老掉牙的「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的問題,但實踐起來卻又是如此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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