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與基督宗教復和倫理

龔立人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當教會以為沒有復和的可能時,差遣的上主沒有放棄祂對世界的愛與拯救。又雖然這是上主的工作,但教會沒有因此而獲豁免,不用參與其中,因為這是上主對我們的差遣。

復和是教會在世的使命

基督宗教對愛與和平最合適的理解是復和。使徒保羅稱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復和的福音。基本上,上主是主動復和的那位(羅五章1-11節)。上主帶來的復和不停留在上主與我的垂直關係,更成為教會促進世界復和橫向關係的基礎(林後五章17-20;弗二章12-20節;歌一章19-20節)。復和成為我們對上主救贖的理解,也成為教會對他在世使命的理解。

首先,復和之可以發生是上主的工作,而不是教會獨自可以達成。縱使上主賜予教會恩賜踐行復和,但真正的復和者是上主。這是差遣的上主 (Missio Dei) 的意思。當教會以為沒有復和的可能時,差遣的上主沒有放棄祂對世界的愛與拯救。又雖然這是上主的工作,但教會沒有因此而獲豁免,不用參與其中,因為這是上主對我們的差遣。

第二,上主的復和帶來受害者的醫治。復和是要回復受害者的尊嚴和價值,所以,批判和對抗侵犯者(指出對方的罪)是合理的,但受害者的醫治並不完全倚賴侵犯者的道歉與悔改,反而因上主的醫治,受害者得著醫治,從而為侵犯者創造悔改的空間。

第三,上主的復和為成為矛與盾的雙方創造新關係。重點不是回復昔日關係,而是新的關係,因為受害者被上主醫治了,而侵犯者也被上主赦免了,以致昔日的關係模式不足以承載新的關係。這新關係的特徵是包容、對話和開放。

第四,上主的復和將我們從苦難中釋放出來。因此,復和需要正視苦難和不公義,但在過程中要保持忍耐和盼望,因為完整的復和是在終末。所以,復和不只是目的,更是過程。在等候的過程中需要盼望和德性。

和平佔中是一次復和的過程嗎?

以上對復和的理解如何幫助教會思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下稱和平佔中)?首要的問題是,和平佔中是否可以被理解為一次復和過程?一方面可以說這是參與和平佔中者之間的復和過程。就著「商討日」而言,參與者學習以理性辯論和用心聆聽來尋求共識。怪不得戴耀廷很重視商討日,甚至認為商討才是爭取真普選的核元素。另一方面,反對者認為和平佔中的核心是對抗性,所以,和平佔中只會破壞任何復和的可能。這種判斷是可能的,但無人可以準確預測和平佔中是否阻礙復和,因為上主才是那位真正的復和者。第二,教會應明白復和不只是不再對敵,更是讓受害者得到醫治,重拾尊嚴。戴耀廷特別指出「覺醒」在和平佔中的重要性。他說:「公民抗命的目的,其實就是喚醒人們去看制度上的不公義。當大家覺醒到這種不公義如何損害個人的尊嚴及如何違背個人及社會的長遠利益後,他們就會採取各種方法,包括了各式各樣的不合作行動,來促使制度改革,使它變得更合乎公義。」第三,和平佔中見證我們需要一種新關係的誕生。回歸十六年,香港和中國分別都經歷很大的變化。例如,六四事件在昔日被視為一件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的事,因為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今年(2013年),這個假設已開始面對挑戰。有反對者說:「這是中國人的事,與我無關。」也有人說:「紀念六四死難者,只因這是普世價值,與我是否中國人沒有關係。」那麼,中港兩地的關係是要邁向更對立面,還是應該一同探討新關係的可能?和平佔中成為一件重要事件,是塑造未來新關係的契機。第四,有批評者指出提出和平佔中者缺乏耐性,太急進。但我們可以反過來看,和平佔中只是在漫長等候的一點盼望,燃點我們對上主復和的信心。換句話說,若和平佔中都沒有出現時,人們只會認同一句電視劇的對白:"The city is dying" 。有位退休人士說:「我以為在我有生之年不會看見有真普選,但佔領中環使我充滿盼望。」

普選可理解為爭取復和的社會制度

除了以上四點盼望可幫助教會思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外,我想在人際層面的復和之上補充一點。若復和關乎關係得以重新建立,化敵為友的話,那麼制度上就必須建立一套促進信任的社會制度,方能體驗人際關係的復和。事實上,當下香港社會矛盾的表現之一是社會充斥陰謀論思維,而陰謀論之可以不斷激化和蔓延,正因為這是由不民主的制度激發出來的結果。我不會天真地認為人際相處可以沒有陰謀,但我們可以有健康懷疑,拒絕走向破壞性懷疑。由小圈子選舉誕生的特首難以服眾,欠缺認受性;再加上當下政府沒有效率的諮詢架構,令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出現嚴重障礙。在這背景下,和平佔中爭取的民主(普選)不是因為民主和普選是絕對價值,而是因為民主相對地可以減少社群間的不信任和陰謀論。由此看來,和平佔中對普選的要求可被理解為要求一種復和的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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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立人

雖未到半百,已稍知天命。一方面,不迷戀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認識自己可以有的貢獻、生活因而可以有責任地輕鬆,輕鬆地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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