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人進窄門——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關歷程 (2014.6)

文 / 沈偉男,香港基督徒學會事工幹事 (公民社會與教育)

一、前言

談到基督教在社會上的參與,不少人應該會想起由宗教團體開辦的各種社會服務,又或者是明光社和基右團體大力反對同性戀。無疑,基督教在香港的形象一般較為保守,不少人甚至認為基督徒只懂傳褔音、不問世事,甚至與社會脫節。且看網上不少揶揄基督徒的言論和短片,即為顯例。

當然,與社會上其他界別或組群一樣,總有一群特別關注社會公義的人。例如在去政治化的中學環境會出現學民思潮、在政治冷感的中產一族會有一群「中環人」跑出來表態參與佔領中環。基督徒當中亦有不少人透過反思信仰與社會責任,挺身而出就社會議題積極發聲。

2013年,戴耀廷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與陳健民及朱耀明牧師組成「佔中三子」,並選擇於九龍佑寧堂舉行記者會。由於戴的信徒身份,加上朱耀明牧師早已廣為人知,令這場運動充滿著一點宗教味道,亦引發不少人重新留意基督教與社關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並非所有基督徒在政治議題的參與上如此後退。反之,一直以來有不少基督徒團體積極回應不同的社會議題,並在民主、人權等議題發聲。其重要性亦遠超不少人的想像。

八十年代,時值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之際,社會不少人開始關心1997年這條主權移交的死線,而基督教內亦有不少教牧主動關心香港前途問題。香港基督徒學會亦在1988年成立,成為往後二十多年香港基督教內其中一個重要的社關力量。而學會的重要性,不只在他們是少數的基督徒社關團體,其對香港民間社會的發展和催生不同的民間團體,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筆者於2004年認識香港基督徒學會,當時港人剛經歷了50萬人上街反對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公民社會隨之茁壯成長。我亦在當時透過學會認識了不少社運前輩和參與者,包括學會前總幹事胡露茜女士。後來,我於2010年加入學會成為事工幹事,發現學會在公民社會擔當不少重要角色,誠如郭乃弘牧師所述:「在民主的道途上我們有時扮演支援的角色,有時須負上領導的責任。」[1]

作為學會負責社關工作的職員,我一直希望整理學會在過往25年的社關工作和定位。然而,由於時間和資源所限,本文並非一項仔細的研究,僅希望從本人主理社關工作的經驗及整理過往學會相關文獻,勾劃出學會社關工作的一些特徵,並希望拋磚引玉,讓有興趣研究回歸前後基督徒社關歷史的朋友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學會除了社關工作外,亦有信徒培育、出版及教育工作,這些工作亦與社會關懷密不可分。本文未有對這些工作作詳細描述,但絕不代表這些工作對學會或學會的社關工作不重要。反之,沒有這三項工作,學會的社關工作絕對有欠完整。

二、文獻回顧

關於香港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的研究其實並不多。因此,本文選取的資料,主要從學會過去25年的年報、《思》雙月刊,學會創辦人郭乃弘牧師的自傳《我的牧職》、學會創會主席沈宣仁教授的著作和訪問合集《三十年來情與理》及一些研究基督徒社會運動的書籍及文章。

上述文獻記錄著學會過去多年來的工作及學會中人的反思。當然,這些文章未必可反映歷史的全部,部分爭議性的事件,也許還需在日後作進一步的考證。

三、創立與定位

香港基督徒學會於1988年4月由郭乃弘牧師創立。在此之前,郭乃弘一直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擔任總幹事。然而,八十年代隨著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主權將於1997年移交中國,郭乃弘與其他牧者對於面對政權及爭取民主的看法及立場出現分歧。隨著中共開始對教會進行統戰工作,廣邀教會領袖訪京 [2],這種分歧更為明顯。據郭乃弘憶述,1986年開始,協進會內出現兩種意見,有一批人認為教會應當依附甚至順從政權,另一批人則強調教會應與政權保持距離,甚至在有需要時對政權進行批判[3]。前者主要是協進會內的會員教會領袖,後者則由郭乃弘所倡議。及後,由於郭乃弘感到在協進會的工作受到局限,並遭協進會其他宗派領袖「無理取鬧」[4],毅然於1988年9月離開服務八年的協進會。

郭乃弘一直深信在香港面對主權移交的關鍵時期,需要有一個獨立於建制教會的基督徒團體繼續發聲。因此,他在部署離開協進會的同時,開始籌備創立香港基督徒學會,並得到不少教牧及信徒支持。學會成立時的定位為「凝聚關心香港的基督徒,一同為香港教會與香港前途作出貢獻」。而創辦的緣起亦與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強調教會及基督徒需要思考社會於過渡期的需求,並促進將來特區政府成立可保障每位市民的基本人權。

按郭乃弘之言,學會以「行動 – 反思 – 行動」作為事工模式[5]。有別於其他基督徒團體,學會強調不依附政權,甚至要批判政權,並認為教會要關心社會,必須聆聽整個社會的聲音。

四、學會社關歷程

學會創立初期,會員十分投入參與會務,並開設多個小組,包括《思》編委會、學校公民 (政治)教育計劃統籌小組、神學小組、信徒教育小組、推廣及聯繫小組,每個小組都有五至八位會員推動相關工作。創會初期,《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的草擬成為社關工作的重點。這亦與當時香港剛經歷「六四屠城」,令社會更關注主權移交後如何保障人權有關。

學會早年的社關工作,已清晰地把捍衛人權列為首位,其觀點亦十分基進。例如,在評論1991年落實的人權宣言條例 (即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郭乃弘明確指出條例包含的範圍「達不到國際公認的標準。它規範市民只可享有大部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權利,但不包括自決權、國籍權和政治權利」。[6] 此外,學會亦扮演著監察者的角色,不時批評港英政府及中國政府漠視人權的舉措或政策。例如批評政府遲遲不落實設立人權委員會 (這仍是今天不少人權團體的訴求)、英國政府拒絕給予居英權、中英雙方訂定《關於香港新機場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開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內政先河等。可見,學會是十分清晰地以人權角度,站在港人的利益,擔任批判政權的角色,而不是在過渡期選擇親近中國或英國其中一個政權。

面對主權即將移交,學會亦對預委會的工作和回歸後的香港人權狀況表達關注,並加強與其他民間團體的連結。同時,學會亦不忘提醒教會的責任,甚至批評教會自保故意親近中國政權:

「愈近九七,香港教會的主體愈趨保守。有些教會領袖因以自保為主,所以盡量識做,並時常設法討好未來的政權,亦勸諭教牧同工和信徒要自律。據說,個別教會領袖更有主動接觸『新華社』的低級官員,設法和他們攪好關係。」[7]

郭乃弘牧師於2000年榮休,繼任人為胡露茜博士。她曾參與學會的創立,並曾任學會的執行幹事,負責神學及信徒培育,亦是著名的女性神學工作者。胡露茜延續了郭乃弘重視社關工作的方向,並加強民間團體的連結工作,例如在接任首年便組織多次討論會,建立社會運動界與學者之間的聯繫[8],並就不同議題促進團體之間的合作,令學會成為民間團體之間的橋樑。(詳見「連結公民社會 – 從民促會到民陣」部分)。此外,她亦把社關工作進一步擴展至民生議題及性別議題,強調建立民主社會並非單靠政制上的民主,更在於如何讓弱勢社群及邊緣社群發聲,保障他們的權利。

因此,往後學會關注的議題,除了民主政制及人權議題外,亦擴展至少數族裔、尋求政治庇護者、基層人士、在職貧窮人士、性小眾、新來港人士等。事實上,這亦與時代的轉變有所關係。自主權移交以後,香港先經歷金融風暴,而不同社群亦開始主動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議題亦變得多元,令學會更相信要加強連結這些不同社群的工作,團結公民社會。2003年七一遊行後,公民社會前所未有地活躍,令學會的工作重點進一步集中於串連和組織公民社會。胡露茜於
2006年榮休,但時至今日學會的社關方向並未有重大改變。

若以學會關注的議題進行剖析,不難發現其關注的議題無所不包,與其他團體只關注某一界別或群體的議題不同,這亦與基督教對「社會關懷」的定義有關。學會創會主席沈宣仁博士認為,信徒不應認為教會與世界是必然對立,不應把屬世與屬靈兩者對立區分,因為世界由上帝所創造,教會與世界都是上帝體現旨意的場所,因此拯救世界的罪惡是為了成就創造的原意。而教會的具體社關工作,亦不應只尋求適應社會的既定秩序,同時要批判、甚至尋求新的秩序。他亦同時強調,教會應該「看清此時此地人的需要」。因此,他在創會之時認為,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等促進社會公義與和平的工作是當前急務 。[9]

這種看清時代需要及對和平公義的追求,可說是一種有別於建制教會以慈惠和褔利為主的社關模式,亦是學會的靈魂所在。因此,雖然經歷人事變遷及財政壓力,學會作為一個小型組織,仍然不時就不同社會議題發聲,亦把工作集中於透過改變制度去保障不同社群的權益。雖然除了一些宗教表達方式 (如祈禱會、崇拜等)外,具體的倡議工作、表達訴求的方式跟其他團體分別不大,但相對不少民間團體,學會關注的議題更廣更闊,同時亦帶有信仰反思的成份。

此外,學會作為民間團體,除了對政權提出批判外,亦對政黨進行監察。假若政黨偏離了民間的訴求,學會亦會作出批評,例如2004至2005年度的《年報》,便指出民主派不能只顧及政制改革等大議題,而應關心社會褔利、最低工資、教育改革等議題;2010年時,在政改方案問題下民間社會出現重大分歧,運動路線亦出現談判與公投之分。學會當時與三十多團體組成「民間一人一票走功能組別運動」,支持五區公投。[10]及後,民主黨在政府接受其提出之「改良方案」後投下贊成票,令不少民間團體不滿,學會此時亦與其他民間團體一樣堅決反對,但強調「拒絕以敵人來對待對方及其支持者」。[11]

五、連結公民社會 – 從民促會到民陣

正如文首引用郭乃弘牧師之言:「在民主的道途上我們有時扮演支援的角色,有時須負上領導的責任。」學會不僅是一個關注社會的宗教組織,在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及民間團體發展亦有十分重要的角色。

民間團體以聯席方式共同推動政策倡議及公民運動在今日已不罕見。然而,不同民間聯席的誕生,卻有賴一些人默默在背後擔當組織工作,把社會上不同群體凝聚起來,共同捍衛民主與自由等重要價值。

自學會於1988年成立後,便開始派出職員參與民間團體聯席的工作,例如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支聯會)等。至今學會仍是支聯會的成員團體,但並非活躍團體。與此同時,學會則不斷嘗試開創與其他團體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於1995年與多個基督徒團體組成「九七聯繫」,思考主權移交以後民間團體的角色及其對團體發展的影響,並於1997年初舉辦兩次民間團體集思會,更於六月上旬舉辦國際會議,與全球各地的民間團體進行交流。[12]

這類團體的連結工作亦不只限於基督徒團體。1997年1月,學會與二十多個團體組成「香港市民捍衛人權聯合陣線」,又稱「另類回歸聯席」,目標是「集結市民力量反對籌委會及特區政府限制市民的公民及政治權利的舉動」。這個陣線亦被視為日後「民間人權陣線」的前世,陣線由二十多個團體組成,成員中有不少小團體及行動者。表達訴求的方式亦由以往遊行示威轉為多元及具創意性。例如,聯席於6月30日在遮打花園舉辦「大笪地藝墟」,以攤位遊戲、「民主牆」及行為藝術等方式表達訴求。當中包括莫昭如唱「另類回歸進行曲」、梁文道跳下皇后像廣場的「水域」以「宣示主權」等。[13]

2002年9月,基於政府宣佈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國家安全條例),民間團體再次聚合,並成立民間人權陣線 (民陣)。時任學會總幹事胡露茜擔任首屆召集人,並成為組織陣線的核心之一。至翌年7月1日,民陣發起大遊行反對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參與人數超過五十萬人,最終迫使自由黨田北俊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倒戈反對立法,令政府擱置立法。及後,民陣繼續成為七一遊行的主辦團體,並成立多個小組跟進人權、警權及政制等議題,並運作至今。而學會至今仍是民陣常設小組的積極參與團體,亦擔任領導及組織民陣的工作。

在2003年民間社會取得空前成功之際,學會亦繼續思考推動社關工作的方向,並付諸行動,貫徹「行動與反思」的工作方針。七一遊行喚醒了不少市民從政治冷感醒覺,民間社會亦前所未有地活躍,不少青年人亦因七一遊行開始關注社會事務。因此,學會在2004年組織「當青年遇上政治」及「當青年遇上基層」等聚會,讓學會成為這些青年的平台,思考日後如何繼續關注社會不同議題。[14]

筆者亦於當時透過這些平台,開始認識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並成為日後在不同議題合作的開端。

此外,就著不同的議題,學會亦參與及協助建立其他公民社會平台,例如「全球聯陣 – 基層勞工大聯盟」、「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教育工作者平台、In-media(
香港獨立媒體) 等。

值得留意的是,學會在部分聯席或許扮演領導或組織者的角色,但其角色在公眾上並不明顯。例如去年七一遊行十周年時,不少媒體訪問當年的組織者和新聞主角,但不少人卻不知道胡露茜是當年的民陣召集人。這當然與胡的低調作風有關,但筆者認為這亦與學會較重視背後的組織工作有關。過往學會職員亦較多以聯席代表的身份面向傳媒,傳媒亦甚少留意這個組織。

學會至今仍然擔任不少聯盟組織者的角色。除了繼續參與和領導民陣的工作,推動爭取雙普選及落實保障人權的政策外,2011至12年的國民教育爭議,學會便協助組織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反國教大聯盟),連結教協、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以至公民社會內不同界別的團體,例如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等,藉凝聚民間團體的力量向政府施壓。反國教大聯盟分別在2012年7月及9月舉辦遊行及集會,最終令政府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並撤回備受爭議的課程指引。

學會能夠在民間社會扮演串連的角色,一部分原因在於兩位總幹事均於社會關懷的工作上有一定聲望及人脈,猶其後者對於組織串連的工作十分重要。此外,學會重視公民社會的建立,強調人民的意志、參與性與合作性,使不同背景和社群的人都有權發聲,共同推動政府訂立更具體的政策,以促進社會公義。這種對公民社會持續發展的遠象,亦促使學會更重視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的合作。

六、學會與教會的張力──對性小眾及教內普選的立場

學會的立場強調與不同邊緣社群同行,其社關工作與建制教會十分不同,部分議題更引起學會與主流教會的對立。筆者選取了兩個較具標誌性的議題,可讓讀者了解學會與主流教會的分別。

支持性小眾及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

如文首所述,不少基督教教會對社會議題十分冷漠,但對於性議題卻會高調表態,以維護他們所相信的價值,反對同性戀及其他在他們眼中有違道德和《聖經》的行為或社會政策。學會一直關注及推動性小眾平權,並支持相關歧視條例立法,因此與不少教會出現分歧,這個分歧於2005年更為明顯。2005年4月29日,香港維護家庭聯盟以四版篇幅於報章刊登聯署廣告,表達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憂慮,並擔心教會將來會面對「逆向歧視」。而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基督教組織於學校和社區中心發起「一人一信」運動,表明反對立法。

學會一直支持把反歧視條例擴展至保障性小眾,因此在教內亦遭到非議及攻擊。在敵我對立的氛圍下,學會的工作亦顯得艱難。當時學會除了堅守與性小眾同行的立場,同時亦表達對這種二元對立的憂慮,當時的總幹事胡露茜如此說:

「……在這個問題上一些香港人正採取了美國總統布殊的『反恐戰』態度:你要麼是在我們這一邊,要麼就是在我們的對立面。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採取這種敵我分明的態度,那將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15]

「要達至和解,我們必須走出敵我二元的邏輯。接納非異性戀者為主內的弟兄姊妹。此外,由於教會內懷有太多對性和同性戀的恐懼,教會實在有需要培養一種開放和接納的環境,讓不同意見和經驗都有充份表達和交流的機會。」[16]

面對立場分歧及對學會的批評,學會未有改變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場,在往後繼續舉辦研討會及出版書籍,就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此外,學會亦與一些基督徒團體舉辦祈禱會及其他活動,表達對性小眾的關懷。[17]

反對教內普選

自主權移交以來,行政長官選舉一直以選舉委員會以小圈子選舉產生,而現時選舉委員會只由1200人組成[18],當中十席為基督教界別選委,並由基督教協進會負責這十個議席的產生方法。基於選舉方式不民主,教內對於應否接受議席一直存有爭議。而基督教協進會則選擇以「教內普選」的方式選出這些代表。然而,教內普選不論在理念及技術上均遭受非議。學會對此亦表示反對,並於多次「教內普選」持反對及杯葛的態度。以2006年的聲明為例,內文節錄如下:

「協進會受政府的委託,其實是與政府合作。我們認為教會所追求的是天國公義的實踐,而非政治利益的爭奪,基督徒更應堅持守望的角色,以先知的聲音提醒香港市民,我們追求的是人人皆有均等權利參與的民主選舉制度。既然社會上的絕大部份市民均無權參與這次選舉,甚至連推舉代表的權力也沒有,基督徒群體是否願意與無權、無勢者同行,捨棄眼前的既得利益?」[19]

至2011年,協進會被《明報》揭發欲以協商方式取代「教內普選」,一度成為輿論焦點。[20]雖然協進會後來宣佈維持「教內普選」的安排,不少基督教團體均表示支持。然而,學會仍然堅持反對「教內普選」的立場,要求協進會把選舉議席退還,並重申反對小圈子選舉的立場。[21]

七、總結

學會至今已走進第二十六個年頭,香港亦經歷了不同的事件和時代變遷,由八十年代的移民潮、六四屠城、過渡期的社會不安、九七回歸、零三年七一遊行、反高鐵運動、反國教運動;到今日,社會經歷了不少變化。學會創會之初乃建立一個建制教會以外,重視社會關懷的基督徒團體,基於基督徒對公義的追求,學會重視建立制度去保障不同社群的人權、重視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重視公民社會的團結、合作與對話。因此,學會關注的議題範圍廣闊;立場站在人民的角度,不時批判政權。這些舉措未必受到主流建制教會所歡迎,但過往二十多年來學會確實是少數重視社會公義的基督徒團體。在推動不同年代的公民社會運動,亦擔當了重要的組織角色。

如文首所述,本文並非一項仔細的宗教團體或社會運動研究,只是在有限的時間,依靠筆者在學會的工作經歷、學會的文獻和相關書籍,就學會的社關歷程作整理。筆者仍是學會負責社關工作的職員,為避免文章有太多主觀但未經驗證的觀點,本文較少觸及近年的社關工作。但學會近年的社關工作及理念,仍然是建基於學會創會時的理念,即重視人權、公民社會的連結,並以社會公義作為追求的目標。雖然踏入2014年,具相同信念的信徒人數仍非大多數,但這些靠著一小撮基督徒所做的工作,卻有重要意義。

「你們當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馬太褔音7:13-14)

借用前總幹事胡露茜的說話作一總結:

「學會常被界定為爭議性的團體,不過,從先知傳統來看,這情況古已有之。耶穌亦經常面對恐嚇和爭議的挑戰,但祂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無懼地說出真理,見證著上主的愛,以及一個公義與和平的世界願景。」[22]

[1] 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1992 – 1993,P. 11 。

[2] 例如1984年9月,中共邀請鄺廣傑主教、滕近輝牧師、梁林開牧師和郭乃弘牧師組團訪京。至9月底,中共以兩架包機廣邀二百多人前往北京參與國慶
35週年慶祝儀式,其中七位為宗教界人士,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回教領袖。

[3] 頁112,《我的牧職》,郭乃弘著,香港基督徒學會2004。

[4] 頁121,同上。

[5] 頁4,《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1988 – 1989》。

[6] 頁4,《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1990 – 1991》。

[7] 頁10,《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1995 – 1996》。

[8] 頁12,《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0 – 2001》。

[9] 頁131 – 137,《三十年來情與理》沈宣仁著,香港基督徒學會1992。

[10] 頁18 《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9 – 2010》。

[11] 頁5 《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9 – 2010》。

[12] 頁9 《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1996 – 1997》。

[13] 頁26 – 27,「民陣的演變及其角色」,文何俊傑,《民陣十年》,民間人權陣線2013。

[14] 頁27,《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3 – 2004》。

[15] 頁13,《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4 – 2005》。

[16] 頁14,《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4 – 2005》。

[17] 例如與基恩之家合作舉辦工作坊、出版《同志⼼心、牧養情》小冊子及其他書籍;至近年(2013年) 出版《同性戀的十字架》,以神學反思及討論為主題。

[18]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行政長官由800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至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後,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1,200人,基督教選委人數則由7名上升至10名。

[19] 《香港基督徒學會對選舉委員會基督教教內普選意見書》2006年10月28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63620。

[20] 2011年7月19日,《明報》以頭條報導相關消息,標題為《20萬基督徒選舉權恐倒退 揀特首選委 協進會擬協商代普選》。

[21] 《基督教教內普選 – 寸土必爭了甚麼?》文沈偉 http://www.inmediahk.net/

[22] 頁15,《香港基督徒學會年報2004 – 2005》

按:1. 本文原載於網上期刊《思想香港》第四期 (2014.6) 頁27~35。承蒙《思想香港》編委會准予轉載,感謝不已。2. 作者沈偉男先生已於2014年夏天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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